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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二十年来的《西游记》书写

2018-11-26 09:41:34  |   来源:光明日报   |   编辑:陈晨   |   责编:郑思雯   |  

  在21世纪前后,文学史的意义发生质变,与文学研究的勾连日益紧密。究其显著者,一是“作为文学理论的挑战”引发观念更新,二是“构成确证经典的权力”而产生文学作品的增值效应。小说经典《西游记》无疑是中国文学史撰写无法回避的重点。检索、梳理近二十年来中国文学史中的《西游记》书写,可以看到这一时期《西游记》研究的新进展,以及该项学术活动的诸多新材料、新方法、新成果如何在文学史的动态记录中得到沉淀和体现。

  “吴著”说:从肯定到存疑

  今天所见《西游记》的最早版本是明代万历二十年(1592)金陵世德堂梓行的《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》(简称世本),其时即告作者佚名,世本陈元之《序》明言“不知其何人所为”。后来坊间相继出现过邱处机、许白云、史真人弟子等多种说法。20世纪20年代,鲁迅、胡适考定《西游记》为淮安吴承恩所作,结束了之前三百年间众说纷纭的局面,“吴著”说遂成学界主流意见。分别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游国恩等主编的两本《中国文学史》都直认吴承恩为《西游记》的作者,游编甚至引录大量吴氏《射阳先生存稿》的诗文(如《禹鼎志》《二郎搜山图歌》)来作为立论的证据。

  随着相关新史料的发现和《西游记》研究的深入,在《西游记》作者问题上纷争骤起。先是海外汉学家(如日本太田辰夫、矶部彰,英国杜德桥,美国余国藩,澳大利亚柳存仁等)以及港台地区的学者(如张易克、陈志滨、陈敦甫等)在不同场合不断发表怀疑“吴著”说的意见,终于以章培恒《百回本〈西游记〉是否吴承恩所作》(《社会科学战线》1983年第4期)一文为标志引发了一场规模空前并且旷日持久的论辩,至今余波未息。

  论争的结果是:“非吴”说(包括疑吴一派)阵容有所壮大,“吴著”说的一统天下被打破。当然,坚持“吴著”说的学者也在继续努力,寻找新证据,构筑证据链,使“吴著”说更加成熟。“吴著”与“非吴著”两说并峙、胶着,可谓当下《西游记》论坛的一大景观。

  对此,新世纪以来的各类文学史著作均有所体现。鉴于上述论辩没有取得共识,它们不再直认吴承恩为《西游记》的作者,多采用“暂定为吴承恩”“或说为吴承恩”等委婉的表述。

  作者问题是《西游记》的迷案,古人称为“一大闷葫芦”。它处于《西游记》研究的基础层面,直接影响着《西游记》研究的整体格局和学科走向。近二十年来,无论是“吴著”说,还是“非吴著”说,其研究都有深入推进。上述文学史对此的反应可谓及时、全面而准确。

  主题演绎:从政治性到人生哲学

  在20世纪,特别是1949年以后,关于《西游记》的主题,比较流行的是“反抗”说。中科院文学所《中国文学史》认为《西游记》“通过神话故事的形式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民的反抗”。游国恩主编《中国文学史》的表述则是:“战斗性主题。”战斗,当然就是反抗,是反抗的极端形式。

  从“大闹天宫”的故事中概括出“反抗的主题”具有一定的逻辑必然性,但正如有学者指出,开篇七回“大闹天宫”并不是《西游记》的全部,而一旦把“反抗”坐实为阶级斗争或农民起义,显然过于狭隘,同时不符合文本实际。(林庚《西游记漫话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)其理论的偏颇显而易见。

  在近年的文学史著作中,这种主题观被彻底扬弃,代之以游戏、自由、人性解放等哲理性主题。章培恒复旦版《中国文学史》的创新之处在于“以人性为线索构建文学史体系”,所以注重人性意义的阐发是其《西游记》叙述的主线。它指出:“作品既肯定了人的正常欲望,更热情赞颂了珍视生命、要求自由、维护尊严、顽强拼搏的意志和力量——强大的生命力。”袁行霈主编《中国文学史》则直接以“人生哲理”标出主题:“对人性自由的向往和自我价值的肯定”,“呼唤有个性、有理想、有能力的人性美”。它还指出,《西游记》的价值在于“戏笔中存至理”“游戏之中暗传密谛”,哲理性主题比较隐晦。袁世硕、陈文新担任首席专家的《中国古代文学史》,舍弃了“主题”这一概念,而是用内涵、政治意涵、哲理意味等话语来表述《西游记》的思想性。无主题的实质是多元性,以揭示《西游记》“复杂而丰富”的内涵。

  艺术性:从浪漫主义到奇幻理念

  大约是受西方主要是苏联文学观念的影响,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,学术界习惯于把《西游记》的艺术特征归结为浪漫主义,如中科院文学所和游国恩主编的两部文学史都把它视为“浪漫主义文学的最高峰”,20世纪最为通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西游记》前言则把《西游记》的艺术风格归结为“积极浪漫主义”。

  近二十年间文学史中的《西游记》叙述,很少采纳浪漫主义这一术语,而是代之以“奇幻”(包括奇趣、诙谐等)这一中国文学的传统范畴,体现出回归文学传统的“中国化”取向。论述尤为全面、透彻的是袁行霈主编《中国文学史》:“《西游记》在艺术上的最大特色,就是以诡异的想象、极度的夸张,突破时空,突破生死,突破神、人、物的界限,创造了一个光怪陆离、神异奇幻的境界。”并且结合《西游记》的具体描写,围绕“幻”与“真”、幻笔与诙谐等关系做出具体而深入的描述。李道英主编《中国文学史》(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,中华书局2002年版)和马积高、黄钧主编《中国文学史》(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),也都以奇幻理念来评价《西游记》的艺术性。方铭主编《中国文学史》(国家级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教材,长春出版社2013年版)的论述颇有创意,它在以奇幻概括《西游记》艺术精神的基础上,特别重视《西游记》的“民间文化色彩”,认为民间有关四大部洲、天庭地府、水族龙宫等故事,乃至民间风俗,正是《西游记》的创作源泉,《西游记》的艺术成就即在“吸收综合各种民间文化的养分”,从而创造出独一无二的神幻世界。

  文学史是一个时代文学研究的沉淀,具有权威性、指导性和普适性,但相对于文学研究的“及时行情”,不可避免有一定的滞后性。关于《西游记》的浪漫主义问题,已有学者指出,如果作为创作精神来理解,其实是成立的。浪漫主义的实质是理想精神,《西游记》是最富于理想精神的神魔小说。只有从浪漫主义的创作精神上才能真正把握《西游记》与现实主义杰作《红楼梦》并列的经典价值。

  域外《中国文学史》的特殊视野

  近20年来,也出现了许多域外汉学家撰写的《中国文学史》,重要的有《剑桥中国文学史》和《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》。

  孙康宜、宇文所安主编的《剑桥中国文学史》(三联书店2013年版),以现代英雄主义理论解读《西游记》,并将《西游记》与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并案考察,分析各自不同的英雄性格。它认为三国英雄是“历史英雄主义”,具有“狮子般的英雄气概”;水浒英雄是忠义英雄,以侠义和血性“称雄于大道野径”;而西游英雄(主要是孙悟空)则是一个“超级大英雄”,他是超越世俗的“心意英雄”。

  梅维恒主编的《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》提出了“《西游记》是人类多种情感原型”的观点,指出《西游记》以生动的笔触叙写了自然而生、自我认识、国家与社会、生与死、反抗礼教和权威、顿悟和救赎等人类情感。其视野和论述颇有新意。

  日本前野直彬主编的《中国文学史》(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),对《西游记》也有独到叙述。(作者:竺洪波,系新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授、华东师范大学教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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