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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古音乐的经典化

2018-07-09 10:02:35  |   来源:光明日报   |   编辑:陈晨   |   责编:郑思雯   |  

  音乐关乎盛衰,所以古人格外重视音乐。文献记载,尧舜时代就有了乐官,管理音乐事务,教育未成年子弟。到了周代,形成了完整的乐教体系,“春秋教以礼乐,冬夏教以诗书”(《礼记·王制》),详细规定了乐教的具体措施、内容及所应达到的教学目标。

  我国历史上有明文记载的最早的大学教育——成均教育的音乐被称为六乐,即《云门》《大卷》《大咸》《大韶》《大夏》《大濩》《大武》(《周礼·春官·大司乐》)。《云门》《大卷》,也称《云门》,传说是黄帝时的音乐。郑司农注“六乐”说:“此周所存六代之乐。黄帝曰《云门》《大卷》,黄帝能成名,万物以明,民共财,言其德如云之所出,民得以有族类。《大咸》、《咸池》,尧乐也。尧能殚均刑法以仪民,言其德无所不施。《大韶》,舜乐也。言其德能绍尧之道也。《大夏》,禹乐也。禹治水傅土,言其德能大中国也。《大濩》,汤乐也。汤以宽治民,而除其邪,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。《大武》,武王乐也。武王伐纣以除其害,言其德能成武功。”实际上,《庄子》的《天运》《至乐》记载黄帝音乐为《咸池》,《吕氏春秋·古乐》亦同。班固《汉书·礼乐志》《白虎通·礼乐》改正了《周礼》的说法,将黄帝乐作《咸池》。黄帝、唐尧、虞舜、夏禹、商汤、周武王六代音乐才正式确定下来。

  六乐最初的目的是祭祀神祇,即娱神。古人认为,神祇高兴了,就能够获得庇佑,无灾祸发生,这是巫觋时代典型的文化特征。《大司乐》载:“奏黄钟,歌大吕,舞《云门》,以祀天神。乃奏大蔟,歌应钟,舞《咸池》,以祭地示。乃奏姑洗,歌南吕,舞《大韶》,以祀四望。乃奏蕤宾,歌函钟,舞《大夏》,以祭山川。乃奏夷则,歌小吕,舞《大濩》,以享先妣。乃奏无射,歌夹钟,舞《大武》,以享先祖。”周人祭祀是分层级的,使用的音乐也不能乱,这是六乐最初的功用。周公制礼作乐以后,音乐担负起教育的职能,蜕变为培养贵族子弟人格的手段。掌握与欣赏音乐成为周代君子的必备技能和基本素养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载,孔子向师襄子学习《文王操》,能够从琴声里辨别出文王的形象,其琴艺深湛程度可见一斑。为了教学的需要,三代音乐开始具象化,更加注重音乐内涵的教化意义,也是音乐经典化的开始。《论语·八佾》曰:“子谓《韶》,尽美矣,又尽善也。谓《武》,尽美矣,未尽善也。”《韶》为舜的音乐,《武》是周武王的音乐,前者通过禅让获得政权,后者则是通过暴力开启了历史。孔子是礼乐秩序的倡导者,周武王虽救民于暴政之下,毕竟是征伐,故有不足之意。孔子如此评价与季札观乐“至矣”“美哉”的批评出现了审美取向的偏移,即脱离了音乐的艺术欣赏,更注重人物道德价值与历史贡献,富含历史感与思想性。

  汉代六经已无《乐经》。在礼乐经典化时代,残存于儒家典籍中的古乐,也进行了经典化的阐释与改造。《礼记·乐记》以为:“《大章》,章之也。《咸池》,备矣。《韶》,继也。《夏》,大也。”这是儒家经典对于三代音乐最早的解释,也是经学性质的阐释。《吕氏春秋·古乐》记载,黄帝乐《咸池》,尧乐《大章》,舜乐《九招》,也就是《九韶》,禹的音乐为《夏籥》九成,即为《九夏》。《乐记》解释的就是黄帝、尧、舜、禹音乐名称的内涵,至于音乐如何演奏,基本无从知晓。

  西汉末期,出现了谶纬之学。谶纬家流于术士,学术背景复杂,学术修养参差不齐,对于古乐的解释出现了通俗化、神秘化的倾向。《乐动声仪》谓:“《韶》之为乐,则穆穆荡荡,温润以和,似南风之至,万物壮长。”《乐记》释《韶》为“继”,《乐动声仪》说:“舜继尧之后,循行其道,故曰《箫韶》。”宋均在注《箫韶》时,充满了随意性,“箫之言肃,舜时民乐其肃敬,而纪尧道,故谓之《箫韶》”,完全做到了通俗化。至于黄帝乐《咸池》,宋均说:“咸,皆也。池,音施。道施于民,故曰咸池。池取无所浸,德润万物,故定以为乐名。”纬书的阐释与特定的具体人物相联系,做到了具象化、历史化,晓畅明白,浅显易懂,其伦理教化意义远大于经学阐释的意义。推而广之,文献上有记载的古代帝王,基本上都有了自己的音乐。《孝经援神契》载:“伏羲乐名《扶来》,亦曰《立本》。神农乐名《扶持》,亦曰《下谋》。少昊乐曰《九渊》。”《孝经钩命决》曰:“伏牺乐为《立基》,神农乐为《下谋》,祝融乐为《祝续》。”“颛顼乐曰《六茎》,帝喾乐曰《五英》。”(《乐动声仪》)“汤之时,民大乐其救于患害,故乐名《大濩》。護者,救也。武王之时,民乐其兴师征伐,故乐名《武》。武者,伐也。”(《春秋元命苞》)甚至四夷都有了自己的音乐。“南夷之乐曰兠,西夷之乐曰禁,北夷之乐曰昧,东夷之乐曰离。”(《乐稽耀嘉》)又云:“东夷之乐曰昧,南夷之乐曰任,西夷之乐曰侏离,北夷之乐曰禁。”(《孝经钩命诀》)班固说:“周公作《勺》,《勺》,言能勺先祖之道也。《武》,言以功定天下也。《濩》,言救民也。《夏》,大承二帝也。《招》,继尧也。《大章》,章之也。《五英》,英华茂也。《六茎》,及根茎也。《咸池》,备矣。”勺是酌的古字,濩又作護(护),招即韶。而四夷之乐,也有自己特定的内涵:“南之为言任也,任养万物。昧之为言昧也,昧者,万物衰老,取晦昧之义也。禁者,言万物禁藏。侏离者,万物微离地而生。”班固将谶纬的郢书燕说郑重其事地写进了《汉书·礼乐志》《白虎通义》,前者是历史典籍,后者被视为东汉的国宪,经纬合流的文化意义与价值被强化。

  杜佑《通典》不加分别,直以为历史上实有其乐,在阐述乐的历史沿革时道:伏羲乐名《扶来》,亦曰《立本》,神农乐名《扶持》,亦曰《下谋》,黄帝作《咸池》,少皞作《大渊》,颛顼作《六茎》,帝喾作《五英》,尧作《大章》,舜作《大韶》,禹作《大夏》,汤作《大濩》,周武王作《大武》,周公作《勺》。总结得非常全面,然而真假莫辨,一部制度史,也是文化史,就这样“层累地造成”了。

  周代大司乐掌成均之法,以六乐教国子,致祭乎鬼神,这是音乐最初的功能。周代的乐教是以音乐为主的礼教,是由歌诗、音乐、舞蹈组成的体系性教学过程。六乐作为技能,掌握在世守的乐官手中,随着礼乐体系的崩坏,诗乐结合的教育方式也随之发生改变,乐教演变成单纯的诗教;诗歌的音乐功能逐渐丧失,成为独立的以文字传世的经典。周礼损益夏商之礼,周人继承的前代音乐,缺乏相对明确的记载,即便是令孔子迷醉的《韶》乐,也是在齐国听到学到的。显然,除了宋人以及其他殷遗民保存的商代音乐,上古音乐已基本不存。周代学术经典化之后,上古音乐却如雨后春笋般爆发出来,几乎我们所知道的古帝都有了自己的音乐,而且是体系性的,我们大可以判断出其中的有些古乐纯粹出于虚构。这样的复古之风出现在西汉末叶以及东汉初,上古音乐命名中体现出明确的经典教化意义以及谶纬内涵。这些虚构的古乐与真实的古乐一起,被汉儒以自己的思想意识以及价值观念编制出理想的音乐体系,呈现出符合当世审美观念以及伦理价值的特点,其对汉代的文化重建以及精神重构产生了重要的意义。(作者:王洪军,系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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